假如我们回到1954年5月18日清晨，回到硝烟弥漫的浙东海面，我们会看到一艘不屈的军舰，虽然舰体已经倾斜，但她的舰员还站在齐胸深的水中战斗，她的枪炮还在继续射击，直到沉没。她就是以红色故都命名的“瑞金”舰。
在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石浦镇的“5.18”海战烈士陵园，埋葬着56名“瑞金”舰上牺牲的烈士。四具有完整遗体的烈士单独安葬在纪念碑前，其余烈士合葬在一座大墓中。
在首个中国烈士纪念日——2014年9月30日，东海舰队公祭“5.18”海战烈士
“瑞金”舰是如何沉没的？故事还要从前一天，也就是1954年5月17日说起。
5月17日，“瑞金”和“兴国”两舰已经在浙江台州以东的东矶列岛战斗了两天，参加了“5.16”头门山海战、支援台州巡逻艇大队抗击空袭作战以及消灭敌武装机帆船的战斗，弹药消耗很大，急需补充。
在上级的安排下，两舰在晚上19时驶入檀头山岛锚地，准备补给弹药。本来计划是当晚补充完弹药后，连夜返回东矶列岛，以避开白天敌机空袭。可是两舰在檀头山岛锚地怎么也找不到弹药船。“瑞金”舰立即与基地联络，得知弹药船还停在石浦港内，联系不上。于是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派军务参谋王彦乘“南昌”号护卫舰的汽艇赶往石浦港催促。
第六舰队司令员邵震交代：“今晚无论如何要找到弹药船，连夜装上弹药，力争夜间返回东矶列岛。如果夜间到不了，要注意防空，力避白天行动。”
等王彦抵达石浦港，已经是后半夜。出于防空目的，港内一片漆黑，汽艇上的指战员只能打着手电一条船一条船地寻找。王彦回忆，找到弹药船时，船上的人都在睡大觉。即便十几吨炮弹躺在船舱里，甲板上也无人值班！原来这艘船上没有罗经，夜间航行时无法判断方向，容易迷航，所以停在这里。
在汽艇的引导下，弹药船总算在后半夜抵达檀头山岛锚地。“瑞金”和“兴国”两舰的指战员尽管连续作战两天，身心俱疲，但此时仍然强打精神，搬运弹药。5时05分，两舰补充弹药完毕。“瑞金”舰信号兵邹吉才回忆，累坏了的官兵们有的在炮位上打盹，有的在甲板角落处小睡。
值得注意的是，两艘军舰上共有八门日制25毫米高射炮，此时全部出现故障，无法射击。这样一来，两舰的全部火力只剩下四门美制76毫米高平两用炮和四门苏制37毫米高射炮，火炮数量少了一半。但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上级的重视。
“瑞金”和“兴国”两舰请示返航，上级令其自行返航。5时18分，天已经蒙蒙亮，两舰驶离锚地，向东矶列岛驶去。官兵们张开布满血丝的双眼，重返战场。这一去，人员疲惫，装备故障，不祥的伏笔已经埋下。
“兴国”舰
“瑞金”和“兴国”两舰同属于华东军区海军第七舰队舟山战舰大队，前身都是二战结束前美国为陆军大量建造的小型沿海运输船，排水量550吨，全长54米，最高航速13节（约合每小时24公里），在战后沦为剩余物资，被中国轮船招商局低价购入，作为商船使用。两舰都在1950年4月23日正式加入求“舰”若渴的人民海军。两舰的指挥员既有来自陆军的战斗英雄，也有汪伪海军起义人员，还有在国民党海军起义中立下过功劳的地下工作者。
坐镇“瑞金”舰指挥的是时任舟山战舰大队代理大队长聂奎聚和大队政委高一心。聂奎聚，抗日战争中加入山东伪军王道部，1944年随王道起义，加入八路军，在鲁中军区、第三野战军担任过连指导员、营副教导员等职务。在历次战斗中，他率领的连队先后荣获“勇敢顽强”奖旗和“钢铁连队”的称号。他个人作战勇敢，曾4次负伤，先后记一等功1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2次，3次被评为“战斗模范”。1950年8月转入华东军区海军，历任护卫舰政治干事、副政委、政委、舰长兼政委、副大队长、大队长。
高一心，原名高传绎，1939年参加新四军时改名高一心，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黄桥等多次重要战役。解放战争中在泰州地区担任武装工作队大队长，期间记特等功一次，后担任团副参谋长、团参谋长等职务。1949年底转入华东军区海军，担任过护卫舰政委。
“瑞金”舰的舰长是于云清。他在抗日战争中加入伪军的海军，是1944年11月5日汪伪海军刘公岛起义的骨干之一，起义后先后在胶东军区海军大队、海军教导大队担任干部，1949年9月随大队前往南京，转入华东军区海军。
“兴国”舰的舰长是鞠庆珍。他1946年参加革命，是胶东区委统战部的地下党员，后按照区委指示打入国民党海军，任“黄安”号护卫舰舰务官，中尉军衔，是“黄安”舰起义骨干之一。“黄安”舰是解放战争中第一艘起义的国民党军舰。
他们四人和两舰上其他官兵一样，谁也不知道等待着他们的是天降“雷霆”。
早在天亮之前，解放军浙东前线指挥部就截获了国民党军将出动飞机轰炸海上“大目标”的情报，并曾发现3架次PB4Y夜间侦察机前来侦察我方舰艇停泊位置。因为通信不畅，指挥部没有将这些情况通报给部队。上级同意“瑞金”和“兴国”两舰返航时，也没有安排航空兵实施掩护，原因是飞机不能起飞。宁波庄桥机场的值班日志显示，当天机场有雾。
当天天气阴，云底高仅为200米，海面有轻雾。即使敌机出动，也会因为云层太低，很难发现海上目标。抱着这种侥幸心理，上级同意了“瑞金”和“兴国”两舰白天返航。
这种侥幸心理，给敌人留下了可乘之机。
台湾省新竹空军基地驻扎着国民党空军第3联队第11大队，装备美国国民警卫队淘汰的二手F-47N“雷霆”战斗轰炸机。5月18日凌晨，刚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大队长郑永达正带领着11名飞行员，确认今天的出击任务。这些飞行员都是从11大队各中队里精挑细选的精锐，倒是大队长郑永达刚刚改飞F-47N战机，还不太熟悉。这次出击，他们计划“扫荡”东矶列岛附近的海上目标。
F-47N战斗轰炸机，二战时著名战斗机P-47的改进型，1947年美国空军成立后，代表战斗机型号的字
考虑到5月20日是国民党当局为蒋介石举办“连任总统大典”的日子，这次出击很可能有“献礼”的意味。
这12架飞机飞到东海上空后，发现海上云层浓密，无法观察海面。当到达大陈岛附近后，云层依旧浓密，飞机只能在上空盘旋。忽然，郑永达发现云层中出现一个小云洞，于是带队钻了下去。但是洞实在太小，12架飞机只能逐个通过。
钻云洞让这12架飞机原有的队形全散了。等钻出云洞，郑永达身边只剩下3架飞机。
这批国民党军飞机在6时33分被我军发现，空情台通报，大陈岛上空发现敌机，令各舰注意。
6时43分，“瑞金”和“兴国”两舰正以一路纵队在南田岛以南海域向正西方向行驶，航速10节（约每小时18.5公里），这时，他们发现在雀儿岙岛方向有敌机出现，距离11海里（约20.4公里）。“瑞金”舰随即拉响防空警报，“兴国”舰向左转，驶出队列，组成防空阵型。“瑞金”舰信号兵邹吉才回忆，舰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所有能动的炮口都对准敌机方向。代理大队长聂奎聚已经两天一夜没有睡觉，刚刚躺下，又匆匆登上指挥台，强打精神，准备指挥战斗。
6时45分，“瑞金”舰的瞭望手给出了更准确的报告：4架敌机出现在左舷110度，距离6海里（约11.1公里），高度50米。当距离缩短到9公里时，两艘军舰开火了。
6时45分态势示意图
这时，国军2号机飞行员何建彝发现，右下方两点钟位置，有船只不断向空中发射曳光弹。很快，郑永达也发现了这一点，他当即率2号机朝较近的“瑞金”舰冲了过去。3号机绕了个圈，从另一侧接近“瑞金”舰。4号机则扑向“兴国”舰。
“瑞金”和“兴国”两舰主动开火，过去一般认为是策略问题，其实也是训练问题。当时海面上散布着多艘民用船只，从空中远远地看去，改装自运输船的“瑞金”和“兴国”两舰并不显眼。两舰指挥员下令开火，暴露了自己的位置，这就是策略问题，根源在于指挥员不懂空军，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国军飞行员何建彝发现了曳光弹，无形中说明两舰缺乏防空训练。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下图。
“瑞金”舰两种火炮的防空区域
“瑞金”舰的两种火炮对飞机的杀伤原理是不同的。资料显示，这两种火炮中，只有37毫米炮弹是曳光弹。因此，何建彝发现的曳光弹基本可以确定是37毫米炮弹。然而此时敌机距离“瑞金”舰9公里，在苏制37毫米高射炮的最大射程之外。这就表明，“瑞金”和“兴国”两舰的指战员没有充分掌握武器的性能，就匆匆走上了战场。
失败的因素还在累积。
“瑞金”舰射击来袭敌机时，最初没有在一架敌机上集中全舰火力，而是分散射击，致使本来就稀疏的火力更加稀疏。
“瑞金”舰在对空射击时，也没有采用正确的战术。
高射炮的防空战术一般有三种——“连续瞄准射击”、“移动弹幕射击”和“固定弹幕射击”。
连续瞄准射击需要连续测量敌机的方位、高度、距离和速度，传输给计算机，用计算结果连续地指引高射炮射击。“瑞金”舰在硬件上不具备这种条件。
移动弹幕射击需要先测量敌机的方位、高度和距离，然后高射炮向敌机前方稍远处射击，形成一道弹幕。如果敌机穿过了这片弹幕或者改变了方向，则停止射击，再从测量开始重复一遍上述步骤。
移动弹幕射击战术示意图
固定弹幕射击需要先观察敌机的方位，然后高射炮不停地朝空中某区域射击，形成弹幕。这个区域一般离军舰较近，是敌机发动攻击的必经之路。敌机要么自投罗网，要么主动放弃攻击。
固定弹幕射击战术示意图
对于“瑞金”舰这样的改装军舰，可以推测军舰上缺少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复杂的弹道计算机，预测的提前量不可能很准确，使用固定弹幕是更好的选择。然而，“瑞金”舰却采用了移动弹幕，结果没挡住敌机任何一次攻击，更没击落一架敌机。
已经没有时间了，敌机投下的炸弹像打水漂一样，贴着海面向“瑞金”舰飞来！
从“瑞金”舰向敌机开火，到敌机临空，这9公里的距离，即便F-47N战机全程按作战手册上建议的速度上限飞行（每小时320英里），也需要1分零3秒。而在这段宝贵的时间里，“瑞金”舰既没有加速，也没有改变方向。
郑永达驾驶的敌1号机几乎是正对着“瑞金”舰的左舷扔下了两枚炸弹。但他扔得太早，炸弹没有命中。接着，他用机枪对着“瑞金”舰的指挥台扫射。这两张模糊的照片，很可能就是他的照相枪拍下的。（照相枪是军用飞机上用来记录射击效果和战绩的小型摄像机，一般在按下扳机后开始摄像）
扫射给“瑞金”舰的指挥台造成了重大伤亡，政委高一心和另外3人当场牺牲。舰长于云清吓得目瞪口呆。千钧一发之际，大队长聂奎聚推开于云清，站到指挥位置，大声下令：“左满舵，前进四！”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和于云清在山东相识的周德文老人回忆，于云清样样都好，唯一的缺点就是胆小。这个缺点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暴露无遗！
更糟糕的是，此时“瑞金”舰上各炮位的炮弹这时开始供应不上，火力出现空档期，水兵们只好端起轻武器向敌机射击。军舰政委孙义芳见状，夹起两箱37毫米炮弹钻出舱，准备送上炮位。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何建彝驾驶的敌2号机沿着和1号机基本相同方向和高度袭来。他的投弹比队长更准确，两枚227千克的炸弹穿透“瑞金”舰的左舷，从驾驶台下面穿过主甲板，钻进机舱爆炸。“瑞金”舰动力失灵、烟囱倾倒、通讯中断、军旗也被炸飞，甲板上原来是左侧37毫米高射炮的地方，现在只有一个大洞。孙义芳双腿被炸断，他忍痛将炮弹举上炮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孙义芳烈士，山东省沂南县辛集镇李林村人，生于1920年11月，1940年8月入党，1944年2月参加八路军，1954年5月18日在东矶列岛战斗中光荣牺牲。
爆炸的冲击使指挥台上的测距仪倒下，砸伤了大队长聂奎聚，一名背步话机的信号兵当场牺牲。邹吉才头部中弹，断了一条腿，当场休克。
“瑞金”舰后舱大量进水，十余名水兵正在这里进行堵漏作业。就在这时，连廷华驾驶的敌3号机从“瑞金”舰右侧扑来。敌机投下的两枚炸弹穿过“瑞金”舰右舷后部，在后舱爆炸，正在这里堵漏的水兵无一幸免。
“瑞金”舰的舰尾正渐渐沉入海中。“兴国”舰见状，一边对空射击，一边靠过来准备营救。但敌4号机此时还挂着炸弹在空中盘旋。大队长聂奎聚大喊：“赶快发信号，叫他们不要过来，集中火力打飞机！”但指挥台上的信号兵已经全部倒下，无人发信号。
天无绝人之路，一直发高烧休养的信号兵李文桥恰巧在此时登上指挥台。他见所有通讯设施都已损坏，急中生智，抓起两个水兵帽，用旗语向“兴国”舰传递了这道命令。接到命令，“兴国”舰只能放弃营救。
海水已经淹没了“瑞金”舰的中部，大多数官兵集中到舰首，炮长朱桂林等人仍顽强地抱着桅杆，在齐胸的海水里，用冲锋枪对空射击。
然而，令所有人大跌眼镜另一幕却上演了。“瑞金”舰舰长于云清，这个原来的伪军，不但不履行下达弃舰命令的职责，反倒私自带一名机电兵，放下能乘坐20人的大救生筏，在众目睽睽之下临阵脱逃！
敌4号机在向“兴国”舰发起攻击时被击落，“兴国”舰应对方式正确，未受损失。
松了一口气的“兴国”舰官兵也目睹了这临阵脱逃的一幕。“兴国”舰遂喊话命令救生筏靠拢，于云清不听。“兴国”舰将37毫米高射炮瞄准救生筏，于云清这才认清现实，不得不靠拢“兴国”舰。他本人被绳索吊上甲板，关进厕所。战后，于云清受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编者按：我的一位读者的父亲就是华东军区海军的，当年审判于云清和处决于云清时他都在现场，于云清并没有被枪毙，而是斩首。）
6时52分，“瑞金”舰沉没，56人牺牲，40人负伤。
在“瑞金”舰的会议室内，卫生员张培元仍在给伤员包扎伤口。平时游上万米都不成问题的他坚守岗位，直到海水顶住了舱门，再也打不开。
张培元烈士，江苏省射阳县周集乡人，生于1930年，1954年5月18日光荣牺牲。
在“瑞金”舰的无线电室内，报务员姚惠生被倒塌的仪器压住了下半身。无力逃生的他，在被海水淹没前，给“南昌”舰发出了最后一份特急电报。
姚惠生烈士，湖南省沅陵县人，生于1935年3月，1954年5月18日光荣牺牲。
在“瑞金”舰的前舱执行损害管制的军士长常维运被困在舱内，他身边还有一名副军士长和一名水兵。水已漫到胸口，舱门被海水堵死，逃生的路只剩下头顶上方玻璃破碎的舷窗。常维运和副军士长先把这名水兵身上的水兵服脱下，硬生生把他从舷窗中塞了出去。
还剩两个人，但舷窗很小，必须有人从后面推。两名共产党员互相推让。常维运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再争下去都得死，你看，我比你胖，不可能从这里出去，这就是命运！”他托起战友，用尽全力把战友推出舱外……
常维运烈士，山东省平邑县资邱乡八顶庄村人，生于1924年1月，1954年5月18日光荣牺牲。
假如舰长于云清能坚守职责，及时发出弃舰逃生命令，或许这些烈士可以活下来。然而，他却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
邹吉才断了一条腿，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直到漂在海上才苏醒过来。他抓到一个放信号旗的木箱，心里轻松了许多。
天已大亮，邹吉才远远看见一些战友在前面游，在这群人和自己之间，还有一个人影时隐时现。他快游几下，发现那个人是大队长聂奎聚。
聂奎聚本就水性不好，又被砸伤了腰，还是全舰最后一个离开的人，这时已经出现坚持不住的迹象。邹吉才把木箱推给聂奎聚，但聂奎聚用命令的口吻拒绝了邹吉才的好意，又把木箱推了回去。邹吉才再推过去，聂奎聚又推回来。
一来二去，两人体力白白消耗，邹吉才心急如焚。他最后用力一推，扭头离开，让大队长无法拒绝。
几个小时后，邹吉才被一艘炮艇救起，聂奎聚被另一艘船救起。聂奎聚被救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赶快查一下有个叫邹吉才的救上来没有”。
风浪之中，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这就是解放军的光荣传统。
7时08分，“南昌”舰上，华东军区海军第六舰队司令员邵震接到“兴国”舰的电报：瑞金舰损伤。
7时16分，“兴国”舰发来第二封电报：瑞金舰被炸沉。邵震立即部署救援行动。
“瑞金”舰沉没十几个小时后，国民党空军夜间侦察机曾于昨夜侦察我方舰艇停泊位置的消息，才以电报的形式，发送到“南昌”舰上。
太晚了，这封电报来得太晚了！
当晚，在浙东前线指挥部，司令员张爱萍将军没有责备任何人，一人担下了指挥失当的责任。
时任温台水警区副司令员陈雪江认为事件的原因在于“指挥上一片混乱”。他回忆，“瑞金”和“兴国”两舰建制上属于舟山基地。5月17日，浙东前线指挥部给登陆指挥所发去电报，将“瑞金”和“兴国”两舰划归登陆指挥所指挥。结果两舰补充弹药，登陆指挥所竟然一无所知。登陆指挥所17日用电台呼叫不到“瑞金”舰，18日派出炮艇寻找，结果只赶上了搜救工作。
但笔者认为，指挥混乱与“瑞金”舰的沉没并无关系。根据华东军区海军的命令，“瑞金”和“兴国”两舰自5月6日起划归第六舰队指挥。既然因为通信问题，第六舰队没有收到关于敌人夜间侦察的电报，那么可以推测，第六舰队很可能也没有收到浙东前线指挥部17日转移指挥权的电报，直到18日仍在指挥这两艘军舰。
第六舰队司令员邵震曾在17日晚交代“瑞金”和“兴国”两舰“力避白天行动”。当晚21时40分，他还在“南昌”舰会议室召集各舰政委、副舰长开会时强调：“（敌人）可能利用黄昏、拂晓、夜间，以轻型舰艇配合空军进行袭击，我们务必加强锚地警戒伪装，做到有备无患，常备不懈……”
这个会一直开到18日凌晨0时49分。
5时18分，邵震司令员可能还在睡觉，是哪个上级同意了“瑞金”和“兴国”两舰白天返航，已无记录。他也许认为天气很差，敌机即使出动大概也不会发现这两艘军舰。
指挥员心存一丝侥幸，战士就成了烈士。
两舰的防空火炮并不落后。美制76毫米高平两用炮是美国海军从一战用到二战的轻型舰艇主流武器，有多种改进型号，老树新花开不败。苏制37毫米高射炮更是经典，其技术源头是大名鼎鼎的瑞典博福斯公司，我国仿制改进了其双联装版В-11М，称为61式双联装37毫米高射炮。
装备的质量不是问题，数量才是问题：每艘军舰只有4门可用火炮。当“瑞金”舰遭到从两个方向来袭的三架敌机时，很难挡住每一架飞机。而“兴国”舰遭到一架敌机攻击时，应对起来就容易得多。
即便如此，“瑞金”舰的表现还是有一定问题。这背后还有战术问题。
“瑞金”和“兴国”两舰上的高射炮都是人力操纵。苏联海军早在二战爆发前就指出，人力操纵的100毫米高平两用炮无法有效跟踪当时先进的飞机，防空时应当采用固定弹幕射击战术。不过，这也有当时苏制100毫米炮较为笨重的因素。英国海军走得更远，不但在1939年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弹幕射击规程，还提出了几种必须采用固定弹幕射击的目标，近距离、解散编队、多方向来袭的敌机都在其中。
两舰的指挥员，不论以苏为师，还是以英为师（有留英背景的国民党海军起义军官），都可以学到这些。可我们看到，实战中战术运用得当者，只有“兴国”舰的舰长鞠庆珍。
除了“瑞金”舰战术运用不当，两艘军舰还都存在对空射击训练不足的问题。笔者认为，这种问题是客观条件导致的。
人民海军当时怎样训练对空射击呢？下面有一则事例。
1957年8月到9月，南海舰队的旗舰“南宁”号护卫舰在远航训练中组织对空射击训练，由于没有靶机，只能主炮先向空中发一炮，炮弹爆炸形成烟雾，其余火炮向烟雾射击。
这种训练能起到多大效果呢？
或许可以类比英国海军和美国海军刚使用无人靶机时的情况。
在无人靶机投入使用以前，美英两国海军对空射击训练使用的靶标通常是由飞机拖曳的旗帜或风向袋，更简陋的会使用气球。两国海军对自己的对空射击训练水平自信满满。
20世纪30年代，两国海军先后将无人靶机投入舰艇对空射击训练。他们这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对空射击水平是多么低劣。通过打拖曳靶和气球积累的经验，在无人靶机面前不堪一击。
1932年，英国海军第一种无人靶机“女王”型正准备从战舰上起飞。它首次参加演习时，英国海军本土舰队耗尽弹药向它射击了2个小时，无一命中。
30年代的无人靶机在速度和机动性上与有人飞机相去甚远。烟雾相比拖曳靶和气球，又相去甚远。光靠烟雾能练出什么样的射击水平，不言而喻。
搞出无人机，攻克训练关！
1958年，北京航空学院研制的中国首架无人机“北京五号”试飞成功，实现了零的突破。
1961年，西北工业大学研制的靶-1型无人靶机试飞成功，后被解放军海陆空三军广泛采用。
烈士们若泉下有知，定当无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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